杨光 中外管理传媒

在中国当今，“华为出身”就是一个职业价值免检符，但是红极一时的“乐视出身”呢？差别就在企业价值观所“生产”出的“人”上。

文：中外管理传媒社长、总编 杨光

这是不同寻常的一本书。

首先因为它有一个不同寻常到容易引起“错觉”的名字。

这是淮海控股集团安继文董事长的管理感悟汇编，但却取名《淮海人文集》。此句逗号之前很正常，逗号之后也很平常。但是如将两者连在一起，合而为一，则颇反常。

我在《中外管理》做了22年的企业管理传媒，第一次看到这样“取名”，起初不胜新奇。但是，看似的平凡背后往往都蕴含着耐人寻味的不凡。

如果说当年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的“我”，从洋洋史料中歪歪斜斜看出的是“吃人”二字，从而抓住了旧中国道貌冷血的衰败本质，那么我们从这本13万字的《淮海人文集》里，则可以通过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字，品出新时代中国民企的振兴核心。

人，不论是字形还是字义，都极为简单。但越是简单的，才往往越是本质的。

——作为企业，还有什么是比“人”，更重要的？

也许一些朋友会质疑：在当今智能化的时代，人工正在被各种智能设备所替代，人脑正在被各种数据算法所挤压，因此人正在而且很快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实则非也。越是一个看似“无人”的时代，“人”恰恰才更重要。

反之，在一个必须依靠人力的时代，你所使用乃至需要的恰恰未必是“人”。因为你需要的，可能只是他的体力，或许只是他的服从，以及诸多他和动物相比很逊色，和机器相比更不如的“部分”。也就是说，恰恰是那些看似是人体不可分割，却又反而并非作为人本质核心的部分——诚如开启了人类工业化流水线的老福特那句颇为无奈地名言：本来我只需要一双手，但却不得不雇佣整个人。

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显然不是一双灵巧的手，也不是一张俊俏的脸，甚至不是越来越高企的智商。

——我认为是：1、精神力；2、创造力。

精神力第一，创造力紧随。缺一不行，颠倒不可。为什么？

自从本世纪初人工智能（AI）一举碾压了人类的“智慧结晶”围棋之后，看起来人类面对人工智能，在前景上已无可救药，以至“棋圣”聂卫平泄气地调侃说：我们打败人工智能的唯一办法，就是拔掉它的电源！——其实，人类大可不必如此妄自菲薄。

无需“争理”，只讲“事实”。我们都还记得，在这次新冠疫情爆发前，国内上映了一部纪实性大片《中国机长》，还原了一段刚发生一年且基本真实的惊人故事。为此，我在当年《中外管理》第11期卷首语里这样写道：“2018年5月14日，青藏高原之上，9800米高空，800多公里时速，瞬间零下40度，持续34分钟，总共128人，聚合于一个航班数字8633，进而又重压在一个机长的名字‘刘传健’上……等于什么？一个只属于人类的奇迹！”

为什如此笃定地说是“一个只属于人类的奇迹”？要知道，彼时人工智能已经如日中天，但是这个奇迹，却是在围棋盘上看似无所不能的人工智能（甚至未来）所做不到的！

当时，机长刘传健猝不及防地看到挡风玻璃猝然破碎，看到身旁的副驾驶瞬间被吸出窗外，看到自己的“机长手册”早已脱手而飞时，他的第一反应不能再普通了，心一凉：“完了，这次回不去了……”但一位英雄机长的不普通，就在于他在负面一闪之后，须臾便能用自己的职责使命来引领自己的一切：“但我要试一试！”在自身陷入高寒释压缺氧、一门之隔的乘客已然惊恐呼喊一团的情况下，刘传健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把所有乘客都安全地带回到地面上！我一定要挺过去！”

后来，一位机上乘客曾当面问刘传健：“当时如果你也觉得没有希望了，你会和我们乘客说些什么？”刘传健的回答很客观、很太极：“当时风噪很大，我已不可能和任何人说话。”这应该是事实，但不会是全部的事实。我敢肯定，对这个“问题”，“英雄机长”当时一定从没去想过！他脑子里100%都是：“我们一定要安全地飞回去！”

令人唏嘘的是，刘传健的扮演者张涵予后来透露：在飞机神奇返航之后，民航总局曾使用最先进的智能系统模拟实况。但是反复测试做了十次，十次居然都是机毁人亡！——试问为什么只有脑子不够聪明的“人”，把飞机平安带回来了！

刘传建说：“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

仅凭此，我们就该坚信：算法再高明的机器，永远不会取代人类。因为，机器永远不会拥有人类所特有的：“敬畏”、“信念”和“精神”！

“人”之所以为“人”，首先是因为“精神”。

海尔集团CEO张瑞敏2016年作为《中外管理》联合出品人，在青岛邀请包括安继文董事长和我在内的20位联合出品人相聚时，即兴直言：“不管是做企业，还是做什么，人总是要有点精神。如果没有精神，就如同行尸走肉。”

而这种精神，具体落实在企业里，首先就是“责任感”。机器可能不知疲劳，可能一丝不苟，但它不会因为对生命的敬畏，对美好的向往，而迸发那股向前、向上排除万难的责任感！反过来，人如果丧失了这一点，一方面会成为张瑞敏所批评的“行尸走肉”，另一方面也会成为一些管理专家所警示的：未来最可怕的不是机器像人一样思考，而是人像机器一样冷漠。

而这，也正是在这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时代背景下，贯穿这本文集始终的重要脉络。

是的，人之所以为人，而且不会被智能机器所取代的另一个核心，就是创造力。

我们从小就从教科书里学过：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就是人不仅会使用工具（动物也会），更在于人会发明工具。也就是说，发明创造的能力，正是在几十亿年生物进化史上，只有人类得以成为世间万物之灵的核心原因。

但围绕具有“创造力”的人，却又不一定是自然而然就随时存在的。创造力与精神力一样，不必然属于我们每个人，也不必然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刻。创造力，不只是源自智商，而还在于一种氛围，一种基于组织文化的氛围。

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人”与“做人”。“做人”与“人”看上去相似，实则似是而非，甚至大为不同。“做人”，本质源自我们是人情社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让谁对自己都没得话说，始终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因为“不会做人”，被人议论纷纷指指点点，基本不可能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式组织里被提拔，和很难持久做出成绩。

但对于一个时代企业的活力，“做人”和“人”又差别何其大。“做人”其实是从个体得失出发的，而非从组织成长；聚焦的更多是人际，而非效能；践行的更多是妥协，而非创造。所以说，一味“做人”，反而会抹杀“人”的价值。它可能成就一个表面和谐的团队，但往往不能成就一个卓越长青的组织，特别是卓越长青的企业——因为它不是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为核心。

于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也译作德鲁克）曾一言蔽之地说：“企业的核心任务，就是创造客户”。因此一个企业的核心能力，必然最终表现在创造力上。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也来自可持续迸发的创造力。而创造力的获得，必然驱之于机制氛围，并发之于人本身。但这些，恰恰是“机关算尽”的人工智能，无能为力的——它或许可以做到人类望尘莫及的“最具创造性的执行”，却做不到“创造性”本身。创造，来自灵魂。灵魂，不是算出来的。

因此，越是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价值反而越大！越是看似不需要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反而最需要“人”。这是一个颇具辩证性的洞察。也因此，海尔集团CEO张瑞敏在2013年总结自己30年的管理经验时，极具哲学性地凝结出了一句话：“企业即人，管理即借力”。也就是说，一个伟大企业的终极使命，并不是生产最好的产品或服务，而是不断缔造最好的人。这个“好”，就表现在“创造力”上。

日本企业界一直有一种说法：造物，更造人（注意：“造人”不是“做人”）。百年IBM和GE，从产品和财务上肯定有起伏，但他们所缔造的一批批管理者，始终都是值得信赖和为世称道乃至持续追捧的。但是那些自吹自擂的互联网企业，就不一定了。在中国当今，“华为出身”就是一个职业价值免检符，但是红极一时的“乐视出身”呢？差别就在企业价值观所“生产”出的“人”上。

于是，我们会发现：当20多年后，我们开始沉淀淮海集团的原点价值时，最核心的不正该是“淮海人”吗？

值得玩味的是，在汉语里，“人”和“民”虽然经常连用，但内涵还是有所区别的。“民”是概括一片泛泛的群体，而“人”是基于一个鲜活的个体。因此，当我们想要真正理解“淮海人”时，我们就不能仅仅敷衍虚拟一个抽象的群体概念，而需要聚焦到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因为有了个体，才生动，才可信，才深刻，才具有穿透力，才具有感染力，才具有持续力。

作为淮海集团而言，这个“人”，首先就是淮海的缔造者：安继文董事长。

我直到2016年，才第一次来到淮海。但是我领悟淮海，却早在2008年——正是通过安总这个“人”。那年，我们《中外管理》组织几十位中国企业家赴美全面考察美国的企业和社会。客观说，团里的每一位企业家都非常优秀，各具风采，但是安总，却是几十人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

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全团都在因远赴美国而且奔走于美东、美西和夏威夷而满身疲惫，每日考察完之后抓紧休息调整尚且不及时，安总却每一天在天不亮时，就已经起床“进城”了。要知道，当时我们在美国各地的酒店，距离市中心都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但是安总每每在黎明时分独自“打车进城”。他就是为了在美国的各类“特种车辆”，像非洲大草原的猛兽一样只有在拂晓晨曦集中出动时，能够零距离地仔仔细细“看个够”！等到我们团员正常起来吃早餐准备“开始”一天的活动时，安总已经“结束”一天的第一个行程归来了。于是每日早餐，还多少迷迷瞪瞪的我们，倾听亢奋异常的安总拿着相机（那时还不兴用手机）向我们兴趣盎然地介绍他今早刚发现的“猎物”，便成了我们团的一道例行风景。安总当时双眼冒光、神采飞扬的样子，我一直历历在目，俨如昨天。

这首先就是基于一种精神。一种志存高远、凌云振翅的精神，一种进而勤奋务实、孜孜以求的精神！AI可能没有疲惫，但“人”却能够战胜疲惫。

有了这种精神力，也必然就会有创造力。游走美利坚时，我们经常有机会在行程间隙聆听安总对于诸多管理问题的洞察与思辩，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于是，那次长达两周的美国之行，在我记忆里贯穿始终的，就是安总的行，安总的观，安总的录，安总的思，和安总对于行、观、录、思的实时分享。

13年前，淮海还没做到五个第一，安总应该也还没喊出要做更多的第一，更没有把“永远做第一”当作淮海的个性气质，但是那时，一切都已经化在安总每一天每一刻的行动中了。有了过程，就必然会有结果。

因此那时，我就断言，以安总为代表的淮海集团，未来一定前途远大！以淮海为代表的中国民企，未来一定傲然全球！这不是王婆卖瓜，而是自本世纪以来，全世界真的已经找不出第二个国家的企业经营者（能不能用“企业家”这个词都难说），还能像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这样，勤奋到忘乎所以，好学到茶饭不思，执着到昼夜无别……

也因此，2016年《中外管理》邀约首批联合出品人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每天早餐都会分享拂晓心得的壮硕身影，因而奔赴徐州，相邀淮海。

企业文化，首先是企业家文化；企业精神，首先是企业家精神；企业活力，首先是企业家活力。但是作为“企业人”，必然源于一个人，却不能只是一个人。必须是一批人，而且要几代人。

我们常说的企业家，贵在以企为家、持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但真正做好企业，仅仅企业家一人有企业家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淮海人”，也绝非是望文生义“在淮海”的人，而是那种有精神力、有创造力，富有“人”的不可替代性，进而又富有淮海个性与使命的“淮海人”。因此就“淮海人”而言，安总只是起点，是今天，而能够涌现芸芸“安总”，锻造出更多的“淮海人”，才是淮海的未来，与目的。

企业文化的作用，就是要将一个企业家的精神力与创造力，变成一个团队进而一个组织的精神力与创造力。这里，会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不少人内心的想法是：老板是资本家，我是打工者，立场不同，视角不同，利益不同，所以你不可能让我像老板一样去思考，去行动，去付出。这种思维有道理吗？当然有，但同样似是而非，存在偏差。那就是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同样现实的问题：企业家和职场人，真的是企业内只能相互博弈求得妥协而走向平衡的两种力量吗？如果我们只追求短期利益，是这样。但如果我们都是基于追求企业长期乃至百年长青的利益，那么就不存在。放长线，利益一定是统一的。之所以劳资双方想的不一样，往往是因为企业家大多志在高远，而就业者不少只想眼前。但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哪一个对我们的员工，我们的企业，乃至我们的社会真正更有益呢？当然是立足长远。

因此，像企业家一样去思考，去行动，是所有企业实现基业长青的不二选择；也是所有员工实现个人价值的不二选择。

从这个层面讲，企业文化的无穷力量，首先来自企业家内心的“真”，然后通过企业机制配套的“实”，进而最终内化为企业员工内心的“信”！这个锻造和内化过程所需要的，我提炼为：目的性，针对性，和系统性。

那么，我们众多淮海干部和员工，具体如何都能像安继文董事长一样真诚、务实地信仰成为一名“淮海人”，都能凝聚和内化出“淮海人”所特有的“永争第一”的使命气质呢？进而又可以延伸到，我们众多民营企业，如何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实现企业上下甚至内外共同肩负起自己的精神力和创造力，以及实现这股精神力与创造力的持续与传承呢？——也正是这本文集所要告诉我们的。

可以说，《淮海人文集》正是解析“淮海人”，培养“淮海人”，和传承“淮海人”的大成。它全面地回答了我们关于“淮海人”在各个层面的：“是什么”，和“要什么”。

一位企业家的管理思考，就是通过这种对企业人的画像塑造，融汇于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因打造之中。

而《淮海人文集》这样一个貌不惊人又不同寻常的名字，最终呈现的，正是淮海集团与时俱进且又生生不息的核心价值！

（本文系杨光为《淮海人文集》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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